作者：易难
“行啦，我就是提前说说。明玮不是说过吗，我能活到一百岁呢！现在还早，我还得享受生活！”老太太说完自己的安排，笑得爽朗而释然，“以后的事留给以后去办，等我把腿脚养好了，我有的是机会出去玩！”
姐妹三个回过神来，终于附和着笑起来。孟以安说，“是啊，球球都说了，以后她去哪儿玩，得把姥姥给带上！”
女孩们奔跑时的尖叫声回荡在海滩上，无忧无虑，如此快乐。
“以后，我也想带孩子们来。”孟以安说，“让他们也看一看怎样开船出海捕鱼，应该挺有意思的。”
“好啊。”老太太笑道。
在回北京的路上，孟以安跟李衣锦说，“你不是想来做志愿者吗？最近有个失学儿童的慈善项目，我会带小孩们一起去，你可以一起来。”
“行，”李衣锦挺开心地说，“那我问问周到的时间，我们俩一起去，可以吗？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孟以安说。
“对了，我在跟我们剧场的合作方提策划案，希望以后有机会，把巡演活动也做到更多地方去。”李衣锦说，“说不定以后要跟你合作啦。”
孟以安赞许地看了看她，“不错啊，”她说，“我是不是应该把你挖过来做策划总监？”
“算了，”李衣锦说，“我还是喜欢我现在的工作，才不要受你压榨呢。”
两个人都笑了。
“你们俩现在感情还挺好的样子，考虑过以后的打算吗？”孟以安问李衣锦。
李衣锦犹豫了片刻，回答，“说没考虑过是假的。但说考虑过的话，却也不是你想的那种打算。”
“你是说结婚？”孟以安问。
“不是吗？”李衣锦说，“我觉得，现在这样也挺好。两个人都知道以后有结婚的可能，但也有不结婚的可能，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相处，很多焦虑和矛盾也能化解了。”
“你长大了呀，”孟以安笑着说，“有时候你妈都应该跟你学学。”
李衣锦摇摇头，笑，“人不管多大年纪，该像小孩的时候，还是像小孩，但该长大的时候，也早该长大了。”
等到孟以安组织孩子们趁假期去贫困县活动时，捐赠失学儿童的款项已经到位，孩子们虽然耽误了开学，但至少也拿到了新的课本和书包，小学的楼房和操场已经翻修完成，新的课桌椅和黑板搬进了教室，一切都在井井有条地进行。
孟以安特意带球球去了村头布满陷阱的那一家。还未走近，就看到原本的陷阱里没了尖刺，顽强地长出了野草野花。屋后荒芜的地面也被清理过，翻得平整，像是种了什么菜籽，细细小小地从地里钻出一排排冒头的绿芽。
女孩从屋里端着盆出来晾衣服，看到孟以安，惊喜地睁大眼睛，把盆放在门口就跑过来。
“你真来了！”她有些忸怩地说，看到孟以安旁边站着球球，立刻更加不好意思地脸红了，沾着肥皂水的手慌忙在衣襟上搓了两把。
“当然啦，我们不是拉过钩嘛，我答应带我女儿来找你玩的。”孟以安说，“这是球球。球球，叫姐姐。”
“姐姐好。”球球笑嘻嘻地说。
“你真的叫球球？”女孩好奇地打量着她，“你名字好好玩啊。大名就是球球吗？”
球球就笑，“是的！我爸爸姓邱，我叫邱球球！每次遇到新老师点名，都会笑我的名字好玩！但是我妈说，要是我姥爷在，肯定要笑话她没文化！”
女孩噗嗤一声笑了。
孟以安也笑了，就坐在一边，看着两个小姑娘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话。
球球把她带来的礼物亲手送给小姐姐，是她在手工课上学做的作品，女孩很喜欢，小心翼翼地看着，爱不释手。
“这个蓝色的是海水，这个白色的是小船，这个是小岛。”球球给她指着，解释道。
“真好看啊。”女孩感叹道，“但是……我没见过大海。”她说，“就只在画册和电视里见过。”
“你没见过大海呀？”球球挠了挠头，想了想，说，“那下次我带你去看？我跟你说，我姥姥就是在岛上出生的，每天都在大海上坐船，可好玩了。她给我讲过好多好多故事，我讲给你听！”
“真的？住在岛上吗？”女孩好奇起来。
“对。”球球点点头。
“住在岛上，是不是离陆地好远好远？那多孤单呀。”女孩问。
“不会呀，”球球说，“岛上也有人。他们每天都坐船来陆地上，也有人从陆地上坐船去岛上。”
女孩认真地听着，脸上露出感兴趣的神情。
“而且，我跟你说哦，”球球说，“你站在陆地这一边，都看不到那边的小岛。但是呢，要是赶上大晴天，就看得很清楚啦，有好多好多小岛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其实离得都很近，只是起雾的时候看不到。所以啊，一点都不孤单。”
孟以安就笑了，补充道，“那叫群岛。”
“嗯，群岛。”球球点头，又说道，“我姥姥说她以后要把骨灰撒在大海里，这样我每次去海边，就是回家啦。”
在球球绘声绘色的讲述中，孟以安仿佛看见了一个莽撞执拗的少女，头也不回地坐上远去的船，明知前方是命途多舛却也无惧无畏。
主宰了自己人生的人，也值得一个自己最满意的结局。
她们都值得。
番外一 五十步阳光
她也并不是一直都喜欢那一段看得见阳光的走廊。 至少刚来的那几年不喜欢。 那段走廊很短，正常走路一般五十步就到头了。走得快点，三十七八步。走得再慢，最多最多走七十步也到了。 大家都喜欢那段路。去做工，去吃饭，去接电话，去会面，都要走那条路。很多人早上起来就祈祷老天爷赏脸出太阳，只要每天享受了那五十步的阳光，一天的心情都会好。何况有的时候，在阳光的尽头等着她们的是家人的容貌和声音。 刚来的那几年，她一直被归类为“危险分子”。危险分子有的是对别人有危险，有的是对自己有危险，她属于后一种。 里面什么都不许带。发夹，皮筋，罐头瓶，首饰，都是可能被利用的致命物品。头几年她一直是重点监视对象，因为她不想吃喝，不想活着，只想死。 她每天都在懊恼。 不是为做下的那些事懊恼，而是懊恼自己进来了之后才知道，死竟然是这么难的一件事。 别的人也劝过她。甚至有人帮她跟监区队长反应，借来了本心灵鸡汤书，放风的时候给她读。“有求死的念头很正常，好多人刚来的时候都有，但是慢慢地熬过来了，就开始想活下去了。”一个女犯人跟她说。 很多犯人有文化。她曾经认识过一个像她一样杀了自己丈夫的女人，是拼了命一般地从穷山沟走出来读了书的，人非常聪明，即使在监狱里做工，表现都比所有人要好，脑子好使，干活麻利，学什么一点就透。 脑子好使才懂得怎么死。由此可见，她的脑子还是不够好使，否则不会想不到，一旦进了牢，再想死，可就难了。 她的脑子只够支撑她到做出选择的最后一刻。 从开始到最后，她从来没有犹豫过。因为该尝试的她都尝试了，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。 最初她做着后来知道无用但当时还怀着一丝侥幸的抵抗。知道他喝酒，她偷偷把他放在家里的酒藏起来或是拿出去丢掉。他有一次把儿子推撞在桌角，孩子磕破了额头，她就把家里所有家具的边边角角全用布和胶带缠起来。他摔坏了好几把椅子，她就把所有椅子都换成塑料的。他把衣柜里她的衣服全都一把火烧掉，她就把…
她也并不是一直都喜欢那一段看得见阳光的走廊。
至少刚来的那几年不喜欢。
那段走廊很短，正常走路一般五十步就到头了。走得快点，三十七八步。走得再慢，最多最多走七十步也到了。
大家都喜欢那段路。去做工，去吃饭，去接电话，去会面，都要走那条路。很多人早上起来就祈祷老天爷赏脸出太阳，只要每天享受了那五十步的阳光，一天的心情都会好。何况有的时候，在阳光的尽头等着她们的是家人的容貌和声音。
刚来的那几年，她一直被归类为“危险分子”。危险分子有的是对别人有危险，有的是对自己有危险，她属于后一种。
里面什么都不许带。发夹，皮筋，罐头瓶，首饰，都是可能被利用的致命物品。头几年她一直是重点监视对象，因为她不想吃喝，不想活着，只想死。
她每天都在懊恼。
不是为做下的那些事懊恼，而是懊恼自己进来了之后才知道，死竟然是这么难的一件事。
别的人也劝过她。甚至有人帮她跟监区队长反应，借来了本心灵鸡汤书，放风的时候给她读。“有求死的念头很正常，好多人刚来的时候都有，但是慢慢地熬过来了，就开始想活下去了。”一个女犯人跟她说。
很多犯人有文化。她曾经认识过一个像她一样杀了自己丈夫的女人，是拼了命一般地从穷山沟走出来读了书的，人非常聪明，即使在监狱里做工，表现都比所有人要好，脑子好使，干活麻利，学什么一点就透。
脑子好使才懂得怎么死。由此可见，她的脑子还是不够好使，否则不会想不到，一旦进了牢，再想死，可就难了。
她的脑子只够支撑她到做出选择的最后一刻。
从开始到最后，她从来没有犹豫过。因为该尝试的她都尝试了，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。
最初她做着后来知道无用但当时还怀着一丝侥幸的抵抗。知道他喝酒，她偷偷把他放在家里的酒藏起来或是拿出去丢掉。他有一次把儿子推撞在桌角，孩子磕破了额头，她就把家里所有家具的边边角角全用布和胶带缠起来。他摔坏了好几把椅子，她就把所有椅子都换成塑料的。他把衣柜里她的衣服全都一把火烧掉，她就把备用的衣服装袋子里藏在厕所窗户外面。
但是没有用，他变本加厉。
后来她采取了家人都骂她没脑子但她自觉有脑子的措施，她提了离婚，换来的是她断了两根肋骨住进医院，并因此失去了工作。他耍酒疯把儿子打伤，醒来之后痛心疾首说要带儿子去医院，但是彻夜未归，她精神崩溃，挨家挨户敲门求邻居们帮她找孩子。结果他带孩子从爷爷奶奶家回来，勃然大怒，说她不知廉耻，扯着她的头发把她从邻居门口拖回家，整条街都听得到他的破口大骂和她的痛哭惨叫。
结婚十年，她死去过无数次，又因为孩子强撑着活过来。不是没想过鱼死网破，但总没下得了决心，直到她在学校看到孩子写的那篇作文。
“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。”孩子写道。
那一刻她才醒悟，摆在她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决定。
她这辈子都没有那样运筹帷幄处心积虑地谋划过一件事。“以防万一”。从头到尾她心里想的就是这四个字。她一旦下手做了，就要确保没有“万一”发生。后来跟她案子的律师都说，见过因为家暴杀夫的，情节这么严重的还挺少见。
那天她把儿子送去了娘家，孩子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，但还是试探地问，“妈妈你跟我一起回姥姥家好不好？”
她知道儿子的意思，怕他爸又打她。
被拒绝之后，儿子也还是乖巧地跟她挥手道别。
“那妈妈你早点来接我。”他说。
她不敢看儿子的眼睛，怕再多看一秒就会退缩。她知道她一旦走出这一步，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但至少儿子会活下来，好好地健康成长，不再活在魔鬼的阴影下。
趁他没回来，她下厨做了一手好菜，然后把药下在菜里，怕他掀了不吃，他常喝的每一瓶酒里也都下了药。他回来，她躲进屋，冷静地一边听着外面的声音一边盯着墙上的挂钟数时间。等她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口吐白沫仰在椅子底下。
她沉默地挪开椅子，然后拎起地上的酒瓶，就像他每次打她那样，砸向他，一下，两下。一瓶碎了，再来一瓶，酒瓶没了，还有桌上的盘子，碗，桌上空了，还有椅子，花瓶，暖水壶，擀面杖，水果刀，菜刀，凡是家里有的，手边够得着的，举得动的，她都拿来砸，就像他每次打她那样。完全不用担心家里乒乒乓乓的声音会被隔壁听见，因为左邻右舍这十来年都听腻了。
等到所有的东西都砸完，她盯着地上那具血肉模糊的东西看了好一会，总还是不确定他到底死了没有。以防万一。她想着。于是她迈过地上的狼藉，走进厨房，打开了煤气，然后平静地走出门外，把家门反锁。这样总万无一失了。她想。
她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了一整夜，天亮的时候，她用沾满了血的双手推开了派出所的大门。
她的案子开庭审理那天，好多街坊邻居都来了，他们自发联名请愿，说她是个好人，还有未成年的孩子，请求法院从轻判决。
他的家人全来了，在旁听席上几次大声谩骂，差点被法警扔出去。她的娘家人一个都没来。孩子也没来。听到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，邻居们全都在哭，她一滴眼泪都没掉，对她来说，别人宣判她是死是活已经不重要了。
儿子后来被他的爷爷奶奶抢了回去，在娘家人来看她的时候，她拼命求她们把儿子抢回来，但她们也无能为力。
“你死心吧，”她们说，“那孩子跟了他爷爷奶奶，你就是他的杀父仇人。你就当没这个儿子了吧。”
心是死了，但人死不了，就还像个行尸走肉一样。在别人每天期盼着走过那段五十步的阳光，去见自己的家人的时候，她只转过头去视而不见。
但真能视而不见吗？她做梦都在想着孩子有没有吃饱穿暖，有没有受欺负，长了多高，变没变样，该上几年级了，学了点什么，以后又会做点什么他喜欢的事。
儿子的小名是她给起的，因为生他那天，有人在产科病房的窗台上放了盆向日葵，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那花，就在心里想，孩子以后长大了，就像向日葵向着阳光一样，只要他心里喜欢，去往什么方向，她都支持。
头几年过去，她没能死成，只要一想到儿子恨她，再也不想见她，她就觉得死的念头又盖过了活着的希望。每当又有人雀跃地起身去迎接家人的见面或是电话，周围便是一片羡慕的声音，只有她一如既往格格不入地坐在角落，第二年之后就没再有人来看过她，应该也不会再有人来看她了。
所以当那一天监区队长来叫她，说有人来看她的时候，她既不敢相信，又猜不出来谁会来看她。队长是个好人，平日里管理犯人的时候很照顾她，也曾经数次劝她打消自杀的念头，她盯着队长的脸，却也看不出端倪，只好跟在后面。
那天运气很好，每一步都有阳光。她一边抬起头贪婪地消化，一边数着脚下的步子，不多不少正好走了五十步。
一进会面室她就愣住了。
儿子长高了，也晒黑了，穿着她没见过的陌生的校服，单薄精瘦的肩膀上挂着书包，坐在那里紧张地抠着手，远远看见她，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。
不能哭，不能哭，她狠狠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哭花了眼睛就看不清了，不能哭。
儿子说，“我今年考上市重点了，这边有公交车能到，我才来的。”
她说嗯。
儿子说，“我偷偷来的，没给爷爷奶奶知道。”
她说嗯。
儿子说，“他们怎么说你的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我不愿意听。”
她说嗯。
儿子说，“我以后都住校，不能常过来。”
她说嗯。
儿子就没话说了。她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看着孩子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
时间快到了，儿子局促地站起来，又慌忙坐下，急切地看着她，懵头懵脑地问，“妈妈，你还会出来吗？”
到底还是只有十多岁的小孩。他一个人跑了这么远的路，来看好几年没见的妈妈，其实就是想问这个问题。
“他们说你一辈子都不会出来了，是吗？是假的吧？他们骗我的吧？”小孩脸涨得通红。
“我不信。”他说，“你要是出来，你告诉我，我早点来接你。”